沈荣开 2025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发表一些回忆武水往事的文章或图片，对武水的以往表达出深深的怀念。确实的，从1954年底至2000年初，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在中华大地上仅仅存活了47个年头就悄无声色地消失了。不得不说，这短暂的47个年头，光荣的武水为中国水利电力人材（特别是农田水利人材）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农田水利、河流动力学、水力发电工程、水文水资源等学科的发展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这些业绩在武水人的心目中是无法磨灭的！
但是，短短的4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瞬间的一瞥，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慢慢都会被大众所遗忘，留下来的就是人们写下的文章或口传的史料了。最近看到不少介绍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并的三个学校的介绍，有些写的比较详细，但我还是看到有疏漏和不准确的地方。我感叹，仅仅过去了短短的几十年，就有差错，那么时隔更长呢！会不会错漏百出、甚至颠倒黑白呢，“历史”真不一定都是准确的啊！
我们武水与测绘、湖医不同，测绘是从原武汉测绘大学合并进来的，与武大在历史上毫无瓜葛！武大原来有个医学院，解放初就与由上海迁汉的同济医学院合并在一起了。湖医原来就是湖北省管辖的医学院，与武大也无关系。而武水则不同，她的前身原本就是武大的一分子，与武汉大学有血缘关系。
今年我得到武大对90高龄教积工的祝福！看看我的周围，健在的高龄老师已经不多了。而我是经历过在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及新成立的武汉水利学院学习（仅半年多）直至毕业，在新建的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全程然后在2000年又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直至2002年初退休的人。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在学校仅剩下肖恢先了（在武汉水利学院成立当年的首届毕业生中，留校的同学有21人之多。其中水改系3人，水建系7人（李国梧、廖孟阳、陈作良、王景嶽、马道济、涂振儒、罗贤光）当老师。尚有11位因参加肃反运动扫尾工作而留下来的，肃反远动收尾工作结束之后；刘忠潮、肖焕雄两位公派留苏；梁在朝、刘铁男两位转任教师；胡新哲、朱冠先、肖恢先、吴宏家、陈朝珍五位转任行政干部；赵增林、邱观孝两位调离学校。另外，侯文理、聂天慧两位毕业后分配至当年来武水的苏联专家叶菲莫夫教授（水利工程施工专家55年至57年在水院任教）举办的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先后留（或调回）校）。我想，把我亲身经历过的或知道的事情（故事、轶事、人事）记录下来，留下这段美好时光的一些文字回忆还是值得的吧！
武汉大学的水利系
1951年我考进武汉大学，当年高考并未实行全国统考而是分大区进行统考，中南区五省分别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省。国家规定，各省考生只能报考本大区的学校，中南区当时最有名气的学校是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了，我报了武大的机械、电机和水利系，由于考试成绩不佳没能被最心仪的机械电机系所录取。
记得1951年9月15日是中秋节，当晚我和同时考取武大的两位中学同学乘火车离开广州，17日上午抵达武昌，武大有专车将新生送至珞珈山。由于当年武大扩招，不是所有的新生都能安排到斋舍入住。水利系新生人数最多，所有男生被安排住进法学院四楼（通铺），女生则安排住在张字斋。我们每天都要下山奔赴理学院、工学院（现在的校本部大楼）和位于工学院后面的水工试验厅的教室上课，现在还记得在寒冷的冬天扛着图板，从山顶的法四楼下山路过大操场、穿过工学院到水工试验厅上工程制图课的情景。
过了不到一年，新一栋和新二栋宿舍相继建成，我们才得以从法学院下山搬进新的宿舍，居住条件似乎是大大“改善”了，但每间房却要住进12个人（早期是8个人，54年扩大至12人），6张双人床把房间挤得满满的，两张只能容下8个人的写字桌却要安排12个人进行自修复习，可以想象其拥挤的程度。当时武大也没有安排专门的大教室供学生晚自习，唯一对外的就是位于山顶的老图书馆。该图书馆实在优雅宽敞，但容积有限，每天学生们不得不早早去霸占坐位。我在1953年体检查出有轻度的肺结核，可以继续上课，但需要短期与集体隔离居住，被安排住进了宇字斋，该期间我经常晚上到图书馆自习，充分享受那种宁静优雅的学习气氛。
入学第一年，所有文科的学生都下乡参加土改运动了，留在学校的其他学生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和针对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因此，课程减半。其时武汉大学来了一个校长兼党委书记徐懋庸，此人是当时中南区的高教部副部长（部长是马列主义学者潘梓年—潘汉年的哥哥）。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知名的左翼青年作家，曾与鲁迅开展过笔战，颇有点名气。到武大后，来势汹汹，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着重整治武大的老知识分子，如武大的知名化学家鄔保良教授、理学院院长桂质廷教授等被他点名批判，他还扬言要把已调到中央外交部的知名外交家（国际关系）原武大校长周鲠生也要揪回来。针对传言有人会自杀的情况，他在校广播台大声斥责：“自杀者，自杀也，东湖是没有盖的”。我们每个学生都要参加本系教师（由教授到年轻的助教）的思想改造检查报告会。徐懋庸的极左搞法不得人心，没多久就被调离武汉大学，57年当了右派。徐调离后，著名马列学者李达调任武大校长。
52年开始，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武汉大学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农学院调离成立华中农学院；机械、电机两系与国内其他学校相关专业合并成立华中工学院；土木系、矿冶系也调至长沙，分别成立中南土建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本来水利系也要调离武大，单独成立独立的学院（据非正规消息，该学院曾拟称为武汉水利土壤改良学院，并与华工在喻家山一带选址建校）。由于建设经费有限，水利系迁出的计划推迟执行，暂时仍留在武大，但在武大单独成立水利学院（工学院其他系都调走了）。这一年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水利系的师生都调到武大的水利学院了。1953年华南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的师生也来到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水利学院人数大量增加，成立了三个系，分别是水利改良系、河港系和水建系。我们全年级由原来的4个班变成8个班，所有同学要重新填报志愿，再由学校进行分配。当时大家觉悟比较高，分配结果公布后，基本上都服从校方的安排。我填报水建系但被分配到水改系了！水改系2个班，河港系2个班，水建系4个班。可见，在这个时候水建系是重点。
由于师资力量所限，来自苏联的教科书还没有到老师的手里，水改系的学习课程还是沿袭着以往的灌溉排水工程体系的教学内容。农田水利课非常简单，是尹政老师（广西大学合并过来的老教授，55年后担任一段时间测量教研室主任，后调回广西大学）讲的课，天津大学53年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张增圻为助教。毕业设计全班都到河南人民胜利渠灌区进行，我的毕设题目是一个示范区的喷灌系统设计。其时仅在书本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喷灌机的介绍，更谈不上有关喷灌机和喷灌系统的知识了。毕设期间唯一的收获是我参加了设计区地形测量（从现场施测到成图）的全过程。由于掌握得比较扎实，毕业后能单独带学生进行测量实习；71年下放京山劳动时带领武水的下放干部进行该县一条高压输电线路的地形测量。与其他两个系学习课程唯一不同的是开设了抽水机及抽水站和土壤农作学（请华农的老师来授课）两门课程。
1952年全国的院系调整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教育体系来安排的。按我的理解，中央教育部的安排是按照苏联莫斯科水利学院的模式，在中国也要单独建立一个以农田水利工程（在苏联称为水利土壤改良）为重点的全国性的水利大学。计划中的这个大学就是以武汉大学的水利学院为基础，调集全国有关院校农田水利方面的师资、设备及在读的学生，共同组建一所新型的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水利大学。照理，中国的农田水利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有闻名世界的都江堰工程。近代，陕西省由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指导修建的许多灌溉系统，在陕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早就设有农田水利工程系，有悠久的历史且实力雄厚。可能是考虑到西农地处当时尚不够发达的偏远的西北，建立一个全国性院校不太适合的缘故。于是，将这所新建的学院选择在地处中国中部，教育资源丰富的湖北武汉了。
1953年，国内很多大学的热门（高精尖或稀缺）专业都请了苏联专家来华授课，水利土壤改良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也列入被邀请的专业之一。由于武汉水利学院院址尚未选定，建成尚需时日。水利土壤改良专家卡尔波夫副教授到中国来就先落脚在天津大学水利系，在天大开办研究生班并召集全国有关院校的老师参加专家教学的全过程。卡尔波夫专家来中国任教3年，53、54两年在天津大学，55年九月来到武水，56年完成任务回国。在武水期间，他除了担任研究生的培养之外，还是学校校长张如萍的顾问。刘肇祎老师临危受命，仅仅在哈尔滨学了7个月的俄语就担任专家的翻译，并且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见证农水教研室的大发展
在院系调整全国大交流中，武汉水院是要新建的学校，自然是以调入为主。由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的河港系要并入华东水院，武大也有人员要调出，我仅记得武大唯一调出了当时水利系的系主任余家旬教授（留德归来的知名港工专家）。当时华东水院实力超强，最先的消息是著名的农田水利专家二级教授张书农要调来（拟任武水的教务长），但最后这位大教授没有来，来的是另外两位教授和几位较年轻的老师。李新民教授是留美学者，中国第一本“灌溉工程手册”是他主编的，来水院后他分配到水建系。
1955年9月，我们班有3人留校当老师。报到后，3人都被分配到新建立的农水教研室。这个教研室集中了全国各院校农水方面的老师，有刚留苏归来研究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
揭曾祐（教授，来自天津大学，到武水后任农水系系主任）；
朱培寿（教授，来自华东水院，著名歌唱家朱逢博之父，57年调离至甘肃）；
金泉秀（教授，来自沈阳农学院，任图书馆馆长，后调至内蒙古任内蒙农牧学院院长）；
姚汉源（教授，来自武汉水院，是我水力学的任课老师、后调至中国水科院水利所）；
张蔚榛（留苏副博士，56年评为副教授）；
许志方（留苏副博士）；
方文（留苏副博士，后调离）；
罗宏（老干部、留苏学士，后调离）；
冯尚友（天津大学，后调至水文水资源教研室）；
李文渊（武水老师，原教水力学）；
张庭英（天津大学、后留苏）；
刘肇祎（天津大学）；
贾志诚（沈阳农学院，后调离）；
郭元裕（华水）；
吕庆浩（天大，57年调离武水至天津水科所）；
申怀珍（华水）；
周素贞（华水，后留苏，归来后转之水工教研室）；
茆智（河北农学院）；
吴宗汉（华水，“文革”后期调至云南水利厅）；
张增圻（武水，57年调离至河北农学院）；
陈学敏（武水）；
毛益麟（武水55届毕业生，后转至理论力学教研室）；
闫听领（武水55届毕业生后调至长办）；
沈荣开（武水55届毕业生）；
郑博坤（55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后转至水电站教研室）；
卢琬璆（天津大学，实验员，后调离）；
***（名字忘记了，一位由广州招进武水的高中毕业生，担任助理员，56年离开了）。
到了56年，专家研究生班结束了，13位研究生中留下了6位，他们是王明甫、黄德玖、杨大泉（57年后调离）、李恩羊、张引德（57年后调离）、王鸣周（57年后调离），前三位大学毕业于天津大学，后三位大学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均是53年提前一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本校的大学生中也留下了三位老师，他们是魏永耀、沈佩君和屠博文（后调至宜昌）。56年陈世钰由长江水校分配至农水教研室，担任实验员，57年调离由同是水校毕业的吴国良接替。教研室一下子又增加了10位新生力量，全室教职工高达36人。如此强大的师资力量，在武水全校是绝无仅有的！足见国家以农田水利这个专业作为武水建院的重点进行建设所下的决心。在全国范围内，这一变动唯一没有被波及的就是西北农学院的农田水利系，该校农水系的师生、设备等均保留下来了。
57年反右运动之后，教研室的组成人员有了很大的变化。有6位老师在运动后被调离了，冯尚友、张庭英、王明甫、周素贞四位老师公派留苏，除张庭英外其他三位回国后先后离开了农水教研室；金泉秀、姚汉源、方文、罗宏、贾志诚、闫听领、屠博文等老师调离学校；毛益麟、郑博坤两位调至其他教研室，总计有18人之多。57年留下了应届生许念曾，农水教研室的人数锐减。
武水成立后，入学人数有了飞速的增长。武大时期，水利学院51级农水系只有两个班，55年9月以后，天津大学、华东水院、沈阳农学院、河北农学院四个院校52级及其后各年级农水专业的学生均集中到新建的武汉水院。52级水改（农水）专业的学生人数增至13个班（每个班约30人），53级9个班，54级9个班，55级开始实行5年制，有12个班，56级猛增至27个班，57级7个班，58级9个班，59级5个班，60级6个班。面对56级27个班的庞大人数（该班4年级（即60-61年度年）要上农水课了，5年级还要进行毕业设计）。此时，农水教研室留下了马文正、雷声隆、陈大雕、钱绪来、徐鹤升、姚孝民、陈家泽、熊振威、邓训9位应届毕业生。大约是58、59年，原来单独成立的土壤农作教研室也合并到农水教研室里面来，我记得的老师有***教授（名字记不得了）、王明伦、何国际、黎庆怀、蒋友驿、石秀兰、秦文才等。此时，农水教研室的人数又达到32人。
我国第一个农水实验室
张蔚榛先生在留苏期间（51年至55年），主要从事渗流理论及其在灌溉排水工程中应用的研究。他师从苏联科学院土壤改良研究所所长、号称土壤改良之父的通讯院士考斯加可夫教授（注：考斯加可夫同时也是莫斯科水利学院兼职教授，也是许志方先生的导师），张先生的研究工作是以数学物理（水动力学）方法为理论基础，将其应用到农田水利工程在生产和设计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研究包含数理分析、基本方程建立、推导及其求解（公式推导）。其理论解（成果）是必需进行科学的实验（室内实验室的和野外田间现场实际观测的）验证。按张先生自己说，他在苏联期间的活动就是科学院研究所的图书馆、莫斯科水利学院的渗流实验室以及建立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几个加盟共和国（记得有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的田间实验场（区）。他研究的成果和毕业论文得到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苏联知名的数学家柯琴娜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其论文刊印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专著上。他到武水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卡尔波夫专家一道指导武水农水实验室的建设。
我分到农水教研室之后，对自苏联引进的水利土壤改良学是完全陌生的，迫切需要获得听专家课的机会。但是，我被通知，需要全职参与农水实验室的建设，作为补充的是在可能情况下（不影响实验室筹建工作）听专家课。在工余时间，接受朱培寿教授指导，补做水利土壤改良毕业设计。我愉快地服从了教研室的安排。
当时确定参与实验室建设的除了专家和张先生外，还有就是天大调来的吕庆浩和我。卡尔波夫和张两位负责确定开设的农水实验内容、实验设备以及实验室的整体布局、实验室的供水、排水系统及电力设备的设计等等。我这个“兵”的任务是落实全部这些内容，包括参与部分实验装置的设计、落实加工场所（工厂）并监督各种设备建造的全过程。相当多的重要材料、物资我都要亲自参与选材、采购和运输，这些都是比较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还好，我乐此不疲！唯一一件事曾引起我的不快。其时，学校要重点建设的有五个水字号的实验室——水工实验室、水电站实验室、泵及泵站实验室、农水实验室和水力学实验室。水力学实验室在老武大时期就有了，它的前身就设在武大的水工试验厅内，将全部搬至第8教学楼后面单独建设的平房实验大厅内。另外四个实验室完全是新建的，在国内有水利专业的高校或水利、航运方面的研究机构大都设有有关水工建筑、水电站试验的实验室或实验场，泵与泵站实验内容与水电站实验内容有部分相似的地方，唯有农水实验室在国内没有任何可参照的地方。由于这些实验室进行的都是涉及通过水工建筑物或其他介质时水流运动、水动力学变化等方面的观测研究，实验室基础设施的共通点肯定是存在的。为此，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联合建设小组”，任命了组长，五个拟建的实验室均派一成员参加其中，这个小组统筹并协调五个实验室的建设工作（经费使用、物资采购、设备加工等等）的运行和管理。该组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组团到国内其他学校（院所）参观学习，我这个联合小组成员理应是参观组成员之一，但当时我们实验室派出的却是基本上没有参与实验室任何具体工作的吕庆浩老师！水工实验室派出的人是我同年级水建系的毕业生廖孟阳同学，而我这个脱产全职做具体工作的参与者却排除在外，要说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在苏联莫斯科水利学院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开有土壤改良的教学实验课程，在我国则是空白的。当年，结合中国的特色，张先生建议，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对象包括：农田土壤水分运动、灌溉排水系统中田间地下水运动规律、灌水技术以及涉及灌溉系统管理技术方面的内容。最早期建设的装置包括：灌溉、排水系统地下水运动的渗流试验装置；渗吸速度实验装置、畦灌实验装置和量水设备、低压喷头装置等等。
农水实验室的地点是8教学楼一楼东南角的大厅，8教55年刚刚建成，实验室建设的第一步是修建室内的供水排水系统、电力系统等基础设施，实验设备的制造不能进场加工，于是安排在武大工学院后面的水工试验厅进行。其后，水工厅要拆除了，而8教实验室还不能进场，只得在外面（现桂园食堂）搭建临时工棚进行加工。某天，该工棚突然失火，把一些已加工好的设备烧毁了！还好，没有伤着人，物资损失也不太大，这是个小插曲。
试验室1957年基本建成了，该室成为我国第一个正规的农田水利教学试验室。建成不久就为学生开设了农田水利实验课，试验课内容包括：渠道渗漏实验；明沟排水实验；水稻田渗漏试验；渗吸速度试验；畦灌模拟实验以及低压喷灌机喷头及量水设备参观。水科院水利所的瞿兴业教授（留苏归来的排水专家）曾带领4位研究人员到实验室调研一个多月。60年代初期，还为越南河内水利学院提供了全套实验装置的设计图纸。实验室的建成使农田水利学的教学内容得以完善，全国后来在有关院校恢复了农田水利工程系，我们农水实验室成为重要的参照对象。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探索、修改，农水实验课已经比较完善，河北农大的张增圻老师和我共同编写了“农田水利学习题与实验”一书，该书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到了60年代初期，在张先生的领导下，农水实验室的研究对象有了新的扩展，实验装置除了涉及地下水（饱和水）运动的各种装置（渗流槽、水电模拟、缝隙槽、电阻网络模拟机、水力积分仪（曾研制）等）之外，增设了一维、二维非饱和土壤水运动（含土壤水运动参数测量）的实验装置；探讨在农水试验中各种量测工具（同位素应用）、仪器等新的手段和技术方法。文革以后在世行贷款和211重点学科的建设投入下，试验室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后话了。
在农水实验室的建立过程中，有两位老师是我的得力助手，前期是吴国良老师，75年以后则是王富庆老师。在国内室内、外农水试验技术及装备设计、建造名（能）人的圈子里，有“南王北张”的雅号，这里的“南王”指的就是王富庆老师。
我国第一本农田水利学教科书
武水建院以后，紧跟党中央的各项部署，对贯彻党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积极的。农水教研室在农田水利学学科建设中、在教材建设中十分重视与中央各个时期在农田水利工作中的政策、措施保持一致。在大跃进兴起的1958年，淮北地区水网系统在抗旱、治涝排水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水利部曾提出水利化、园田化的建设目标。我们教研室的老师闻风而动，发现了淮北水网地区这个苗头后，在张蔚榛先生的指导下，李文渊（当时是张先生的研究生）、吴宗汉、魏永耀等老师深入到该地区驻点进行观测实验；当时还是四年级学生的雷声隆还带队（同年级学生，没有老师参与）到该地区进行调研。在那段时间以后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农水教研室曾一分为二，成立了水利化教研室和园田化教研室，土壤农作教研室并入后，园田化教研室改称为管理教研室。
一门课程首先就要有教材，当年引进的苏联的水利土壤改良这个“新”的学科，是与西方国家的“灌溉排水工程”建立在不同的出发点（理念）之上的。前者以土壤（可以理解为农田）为对象，强调利用水利措施和农业措施相结合，从根本改良农业自然条件（土壤、水文、气候），不断提高土壤肥力，以获得农作物高产稳产为目的，探讨相应的水利工程技术（灌溉、排水）问题。苏联通信院士考斯加可夫的名著“土壤改良原理”是其经典著作。西方欧美等国家则以工程（灌溉工程或排水工程）措施为主体探讨其应用在农田上的技术方法。我没有接触过西方欧美等国家成体系的有关灌溉排水工程系统理论方面的著作（可能是孤陋寡闻了！），仅学习过有关灌溉排水工程设计手册之类的书籍。个人认为，尽管“水利土壤改良”这套理论确实有其新颖的地方，但不能真正概括我们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所赋予“农田水利”这个名称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据此，教研室当时的决策者勇敢地摒弃“水利土壤改良”这个拗口的称谓，回复中国老传统——农田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学。
教研室在农田水利教材的建设上，立下首功的当属留苏归来的许志方先生。58年开始，教研室确定了由他筹划和主持农田水利学的编写任务，他组织了全教研室的力量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连我这个毕业仅仅3年的新兵也安排了编写任务。
我的任务是编写“井灌”一章。一般的水井是知道的，我家乡的水田也可以说是采用井灌的，虽然地处广州市的近郊，当地土质沙性较重，农民在成片水稻田中打有水井，灌水时是用人工方法（地下水位不深）直接从井中用容器提至田面，十分简单！对北方旱作物地区，如何确定井位、井深，用何种机具打井以及如何开采运行等等却十分陌生。为此，教研室安排我去当年农村打井非常活跃的河北省定县和河南省的偃师县进行实地的调查和考察，以增加一些真实的、感性的认知。时值58年的秋季，趁张先生前往京、津、沧州一带调研的机会，我随他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北京，照理应该趁机好好游览一番。可是张先生将时间抓得太紧了，在京仅停留不到两天的时间，其中一天的时间参观正在举办的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不记得安排在那所高校了！）。在展览会上，清华大学（也可能是石油学院，不准确）展出了他们研（仿）制的水力积分仪。我们武水也有展品，内容我已不记得，但记得展台介绍人是治河系57级的学生于布（后来留校在水力学教研室任教）。当时我姐夫在北京工作，我们只能抽空在晚上吃了一顿饭。离开北京到天津水利局访问了一天，又转道到山东沧州停留了半天。随后与张先生分手，我乘火车自德州至石家庄再转道去定县。
那个时候，下乡是要自带行李的，我带着薄棉被在定县招待所住下，到水利局了解当地打井的情况，只身前往选好的打井现场。58年的北方农村还是采用人工打井的方法，一个大井架竖立在农田中选好的井点上，井架上有一个大弯弓，打井杆的头部接着称为“大锅锥”的钻头，完全靠人力上下抽动钻头，掘进土层中，我跟随农民打井工们干了一天的时间，晚上就与民工们住在一个炕上，这是我第一次体会睡炕的滋味，非常有意思！在河北定县看完之后，又到了河南省的偃师县，这里是山丘地区，其地下水开采是采用水柜的形式收集地下水。这次下乡是我这个出生在城市的人第一次难得的体验。有了这次下乡得到的感性知识，再通过收集有关的资料，终于完成了井灌这一章的初稿，为农田水利学教材的编写做了微小的贡献。
这本教材的第一版在1961年有中国工业出版社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农田水利”印刷。1984年定名为“农田水利学”，编写单位为武汉水利学院（集体著名），由水利电力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教材编写的重任落到了郭元裕先生手里，他主编了以后几版农田水利学教科书的工作。这时郭元裕主编的“农田水利学”已明确为全国高校农水专业农田水利学通用教材。
文革以后，教研室的老师们再联系生产实际上迈开了巨大的步伐，大家纷纷走出学校，积极参与国家在农田水利方面的各种任务，生产实践反过来大大地丰富了农田水利学科的内容。郭元裕主编的这本教科书及时地反映了这些成果，对老版书进行丰富和补充。包含地下水、土壤水动力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分析及优化技术的应用，新型的灌溉技术和灌水方法、水利经济等等都在教材里有所反映，农田水利学加强了数理方面基础理论的内容。
我国设有农田水利专业的院校分为两大类，一类设在工科院校的水利工程的院系里，一类设立在农业院校有关农业工程的院系里。两类院校在课程内容上侧重面会有区别，这完全正确并且合理。记得在由武水负责主编的这本全国通用教材相同的期间，曾有某些院校编了一本认为更适合本校情况的农田水利学，基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1959年是建国10周年，湖北省各高校都在酝酿以出色的科研成果向党献礼的问题。与此同时，湖北省委、省政府也对各高校在科研经费上给予大力的支持。作为水院重点学科的农水系、农水教研室责无旁贷，要代表学校拿出献礼的科研成果。
记得当年秋季的有一天，魏永耀老师（他时任农水教研室的党小组长）找到我，通知我将参加教研室成立的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进行“灌溉新技术（喷灌机）和灌溉系统遥控、遥测技术”的献礼项目。这个项目学校已经通过，并从省里拿到了可观的研究经费（约有万元之巨）。项目小组由时任农水系副系主任的刘肇祎先生（当时他还兼任校俄语教研室主任）领导，成员是魏和我以及新分配至水院的北京农学院应届毕业生蒋有驿三人。
对我而言，这个消息来得有点突然。因为，整个决策的过程我是完全不知晓的！我们四人的分工是，刘总负责，沈负责灌溉系统遥控、遥测技术的内容，魏负责灌溉新技术（喷灌机）的研制，蒋参与整个项目的协助。看看我们这四人的根底，前三位是学水利出身的，毫无机械方面的专业知识；电子技术、尤其是自动化、遥测、遥控更是遥不可及的存在；蒋刚刚在农业院校毕业，之所以让他参加是据说他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同位素应用方面的课题。
我正式参与其中之后，隐约地分析出这个决定的缘由。其决策者应是系主任揭曾祐和刘肇祎、许志方、张蔚榛等几位熟悉苏联情况的“大佬”。当时，他们手头上，对两个项目都有一些借鉴物。教研室有一张单喷嘴高压喷头的设计图纸；其时，水利部水科院水利所有一套完整的苏联卡拉塔班斯基灌溉系统遥控遥测设计研究报告。但，我们这几个兵，基本上就是赤手空拳上阵。
任务一开始，刘带着我赴京，到水利所借阅了苏联的设计报告。该报告相当完整，内容全面，我的俄语根本达不到自由阅读的水平。对刘而言，也无法短期内在北京阅读完并加以消化。好在水利所十分大方，同意让我们把原件借回武汉一段时间。在水利所还了解了他们对喷灌机研制的最新情况，他们主要精力花在低压喷头的研究上，并且十分注重材料的选用和容易加工上。随后我随着刘访问了水科院的机电研究所、电力系统的中试所、中科院的自动化所。对我而言，这些参观仅是走马观花，很多仪器设备都是第一次见识的。
回到学校，刘做的第一件事是动员俄语教研室的老师翻译借回的报告，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全文翻译并打印出来了，贡献最大的当属时任俄语教研室副主任的王祖纯老师。这本材料就成了当时我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由于电学知识的缺乏，我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与电力系的老师乃至物理专业的老师都没有任何联系，无法找到外援。只有反复认真地阅读刚翻译的文稿，一点一点领会何谓灌溉系统的遥测和遥控，该项遥控系统包括些什么内容，搞清楚苏联研究者所完成的该灌溉系统的遥控和遥测的实施方法。
灌溉系统是树状结构，有主干还有许多分支。从渠首开始控制对象是干、支、斗渠等分支系统的闸门，苏联设计采用的是有线控制，核心的控制方式是由首端（控制端）往系统发送一连串脉冲，脉冲分成长脉冲和短脉冲两种，接收到长脉冲的节点代表被首端选中的控制对象，接到短脉冲的节点允许脉冲通过而不做出任何响应。因此，每个节点如何识别长、短脉冲成为实施遥控的关键。记得，苏联设计在这个关键部位采用的是差动变压器的装置，我从没见过也没有查出那里可以购得差动变压器！只好另辟蹊径，经过多次尝试，发现采用RC电路能解决了这一关键难题。这一难题跨越后，树状灌溉系统各分支点控制的模式解决了，在实验室内装设了控制柜及多个接收站，每个站之间用电线连接，制成了多点远程（长电线代表距离）控制的模型，总算交出了研究成果！
远射程喷灌机的项目是魏老师为主完成的，在得到省拨经费之后，我们到消防机械厂采购了两台高压灭火消防车（自带动力），该车的高压泵提供了约60米的喷水射程，喷灌机则由学校工厂加工，我们得到校工厂的余长林师傅的配合，先后进行了喷嘴形式、水柱粉碎装置以及可变喷洒范围的导向器等的技术攻关，完成了首台单管式远射程喷灌机的研制。
经过半年的时间，在60年的上半年拿出了成果。记得农水系毕业班（55级）有6、7位学生参与整个过程，有两位学生——李步娟和徐鹤升毕业后留校任教。大约是5、6月，我们接到学校通知，全部研究成果要送到武汉展览馆内部展出，我们把展品——遥控柜、控制分站以及远射程喷灌机——搬到武汉展览馆的一个大厅，喷灌机放在室外。在送展和布展的过程中，我们被告知该展厅全部展品均为保密项目，各展出单位只能调试自己的展品，不能观看其他展位的展品,在展厅内要做到“目不斜视”。我们除了知道边上的参展单位来自华工之外，根本不知道还有哪些单位参展，更不知道参展的是什么内容。摆出展品后，那几天我白天都在展览馆调试，晚上只留下两、三位学生在现场。有一天早晨我到展馆后，留守的学生告知，展览结束了！原来，前一天晚上，武汉市委秘书长，召集全部留守的讲解员，动员说“养兵千日，用在今朝”！当晚将有中央首长（猜测是毛主席）来看展览，让大家做好准备。可能想让“首长”看的项目太多，实在安排不过来吧，最后省市辛辛苦苦安排的这个节目被取消了。此后，我们这个成果还是认真展出了一次，那年湖北省开党代会，全省的党代表要到东西湖参观，我们将远射程喷灌机带去并做了演示。
在尝到一点甜头之后，接下来的几年，我转向灌溉系统闸门遥控和遥测装置的研究上，我的研究仍然是采用有线系统，实现闸门开启度有限位的远程控制装置和水位测定装置。63年在室内试验成功并做了可实际操作的模型后，产生了将其应用到生产实际中的念头。其时已任农水系系主任的刘肇祎先生支持了我，他带着我找到广东省水利厅，得到该厅的大力支持，决定在广州市流溪河灌区渠首实施闸门的遥控和遥测。流溪河灌区渠首在从化县大坳，渠首由活动坝，左右岸取水枢纽组成。左岸干渠设有三孔闸门，右岸干渠设有六孔闸门，将左右干渠渠首闸门实现遥控遥测。65年开始进场，首先进行左岸三孔闸门的控制装置的制作和调试，66年3月以后，左岸控制装置基本成型了，正在继续开展右岸进水闸控制系统的制造。到了6月份，学校突然来通知，要停止手头的工作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判断，回学校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我没有带任何东西就离开流溪河灌区管理处返校。谁知，这一别几成永远！后来听说这套装置曾接待外交部组织的各国外交使团的参观。
走出文革开辟联系生产实际的新天地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农水教研室曾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这些伤心的往事不说也罢！
71年的913以后，党中央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其中保障农业生产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华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早有利用地下水灌溉的习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大多数以浅井为主，其出水量极其有限。为了应对地表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在解决了打井经费的地方，人们开始打深井（管井），开发深层地下水（承压水）资源。在开采的早期，地下水压力水位高，水井出水量大，井区农田得到充分的灌溉，连年获得丰产。当地有“有井一片绿、无井一片黄”的顺口溜。意思就是打了井的农田，作物得到地下水灌溉，生长态势极好；而无井的农田，由于得不到灌溉，庄稼枯黄减产绝收。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很短的时间内，华北平原地区掀起大规模的打深井的热潮。当时，人们对地下水的利用只是单纯的停留在通过打井，见到了地下水，就万事大吉了。谁也没有想到过所打的水井能用多久，地下水能否长久开采下去，更未想过地下水会枯竭的问题？一些不负责任的“专家”居然用“某地发现地下海”来形容地下水资源丰富的程度，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认为开采地下水的关键是打井、打深井，只要有了井，余下的问题就是安装水泵，把水抽上来就完事了。直至，大面积地打深井后，短短几年内井灌区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原来使用的短轴泵（吸程小的离心泵）已无法工作，作为应急措施的坐泵（将水泵的基座降低）模式也无济于事，要继续抽水就要改换泵型！水文地质部门的地下水监测网显示该区已形成大面积地下水降落漏斗。这时才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
现实的生产实际问题摆在领导者面前，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是资源量有限必须有控制地科学地开发利用！这时，搞清楚华北平原的地下水资源的特性以及地下水资源量成为关键？虽然，少数地方领导对继续打井持支持态度，在大会上讲出了“什么地下水漏斗，难道水会漏到美国去吗？”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总的来讲，理智的声音已占上风。
六七十年代，我国水文地质界流行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仍以苏联水文地质理论——即四大储量（静储量、动储量、调节储量和开采储量）的计算占主导地位。这套理论是基于将地下水资源作为可流动的矿产资源（如石油）来看待的，很多数据是依靠现场观测资料进行估算，因而缺乏准确性！ 对地下水资源的另一种分析评价方法，是从地下水运动的物理过程出发，分析地下水运动的规律，从水动力学的观点计算地下水在不同的开采条件、开发利用量下将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当时地质学界、水利学界中产生巨大的碰撞。张蔚榛先生参加了相关的全国性会议，了解到学界在这件事情上的重大分歧，毅然决定组织力量参与其中。他在仍在受文革影响的沉闷气氛中，认真向领导汇报并取得当时的领导——军工队工宣队的支持，组织了教研室的力量，奔赴问题最严重的冀、枣、衡黑龙港地区和天津市。在张先生的领导下，李文渊、徐玉佩和我共四人于1973的年初出发了，李、徐两位落脚点在衡水，研究对象是平原地区（面上农业开采）地下水资源的评价问题；张先生和我则到天津市，探讨城市地区（工业区集中开采）深层地下水开采后所产生的资源枯竭的问题。
从3月至10月，我们得到天津水文地质大队的大力协助，水文地质大队在大队机关大楼为我们提供了居住（兼办公）的地方，给我们提供完整的该市不同含水层组地下水开采量和地下水动态观测记录，协助我们开展抽水试验和某些专门的观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张先生完成了天津地区第二、第四深层承压水的资源计算，并提出开发利用的建议。
张蔚榛先生在留学苏联期间，对解决农田排水的理论计算问题有卓越的贡献，他推导了不同边界（垂向边界（包含蒸发条件）、平面边界（河沟的平面布局））条件下界排水沟的计算方法和相应的计算公式。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地下水在多孔介质的运动特性，特别是非稳定流状态下运动特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所掌握的这套理论，对解决地下水资源的评估问题，从理论基础到具体的计算方法提供了极其有用的借鉴。所完成的天津及冀、枣、衡地区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的研究在水文地质界和水利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河南省地质局为首，邀请张先生开办地下水非稳定流理论及其计算方法的讲座和短训班，76年9月短训班在河南郑州开讲，为期约一个月，自此此后，陕西省水文地质二队（渭南）、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合肥）、水利部委托武水（武汉）、安徽水文地质大队（蚌埠）、水利部委托安徽怀远水校（安徽怀远）、内蒙古地质局（呼和浩特）和新疆地质局（乌鲁木齐）相继举办了短训班，此举一直持续到1980年。可以说，张先生在国内掀起了地下水动力学方法的理论和应用的高潮，是将该理论应用到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先行者。从他招收的研究生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水文地质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就是明证。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农水教研室紧跟着时代的步伐，积极拓展发展的空间，率先开展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许志方先生担任我国灌排委员会的主席，积极参与国际灌排委员会的活动；1988年在我校召开国际会议；许先生在国际灌排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并获得终身副主席的荣誉。张蔚榛先生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排水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詹世坦教授（台湾籍）曾专程到我校向张先生请教排水计算问题！
在农田水利学科建设上，农水教研室获得全国首批博士点和招收首批农田水利工程博士生的资格，杨金忠老师是我国第一位农田水利工程博士，随后他还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荣誉。教研室全体老师在张蔚榛、许志方、刘肇祎、郭元裕等老先生的带领下，在水动力学理论在农田水利中的应用、系统分析及优化理论在农田水利规划中的应用、水利工程经济等几个重要分支都有所建树；茆智先生等在水稻节水灌溉技术及节水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崭新的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际灌排委员会的年度奖；陈大雕、魏永耀等老师潜心在喷灌机及喷灌技术、喷灌工程设计理论及方法的研究，创办了“喷灌技术”全国性杂志。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知晓的老师也很多，我就没有在此啰嗦的必要了。
